臧克家旧体诗作的历史与艺术定位

臧克家先生的旧体诗稿增订版，今年二月出版了。我接读后感想颇多。

我几年前曾在《诗刊》上发表过两篇谈“两栖诗人”的文章。我把新、旧诗都写的诗人称为“两栖诗人”，认为这是“五四”以来客观存在、但尚不被人认识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。“五四”迄今，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这类著名诗人的名单。臧克家先生由于他新诗的成就及影响，已经到达足以规范一个时代的诗观、诗风的高度（我曾有文论及“五四”以后新诗发展中的“臧克家道路”），因此，他写旧体诗就更引人注目，也自然地成为“两栖诗人”中的代表性人物。他的存在，就是当代诗歌史的重要部分，就是对诗歌史中某些偏颇的修正与补充。研究他的旧体诗，对研究“两栖诗人”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的生成、诗人的艺术品质等诸多问题，都具有典型意义。

臧克家怎么会在七十年代初开始写起旧体诗来？他在《自道甘苦学旧诗》一文中，说到他的家学渊源和读大学中文系时闻一多先生新旧诗并教的影响。其实，仔细探究，每一位“两栖诗人”的形成，莫不是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初始的吸引。屠岸先生命其斋名为“萱荫阁”，就是纪念他母亲最早给了他古典诗词的熏陶。有民族诗审美传统的底气，这是“两栖诗人”生成的根本条件。

“两栖诗人”有的是在写新诗的同时写些旧体诗自赏，大多是后来勒马回缰写起旧诗来的，这不能不说明传统诗歌艺术上有其特色与优长，非新诗能及；也说明许多新诗高手包括臧克家之所以写起旧诗来，是出于诗创造能度的多方面的满足。反过来说，在当代旧体诗坛中略高一筹的名家，大多经过新诗的磨炼。这种现象又说明：新诗的某些特色与优长，也非旧诗能及，旧体诗要前进，不应再在传统的苑圃里原地踏步，必须吸纳新诗的艺术优长。因此，现代诗歌史就不能继续“五四”的老观点，把旧体诗一脚踢开了事，而是要把一直绵延未断的旧诗潜流，尤其是新旧体相互作用、包括其在某些单个诗人身上相互吸纳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新轨迹，纳入视野，加以考察、研究、总结，这样才能表现诗歌史的庐山真面。这也正是臧克家旧体诗作的历史价值所在，也应是我们研究、评价其旧体诗作的最深刻的角度。

五十年代，由于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发表旧体诗词，打破了“五四”以来对旧体诗的禁锢，当然影响很大，但旧体诗真正重新登上诗坛，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。臧克家从七十年代初就开始了旧体诗创作，曾出版《忆向阳》、《友声集》（与刘征、程光锐合集）、《臧克家旧体诗稿》三种。由于他在新诗坛的崇高声望，这才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，敲响了旧体诗最早的复活钟声。在所谓朦胧诗盛行的新诗坛，投入了一股回归民族的呼唤，旧体诗于是作为诗歌的民族觉醒，而迅猛地在全国范围兴盛起来。在这方面，臧克家起到了可以想见的作用。

与此同时，他的诗也就受到旧体诗坛的检视，某些恪守陈规的旧体诗人不无微词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他们所不满的，恰恰是臧克家对当代旧体诗词卓有贡献之处。

首先，他较早地提出了新旧诗并存互补的观点，他的宣言：“我是一个两面派，新诗旧诗我都爱，”曾广泛流传，几成为许多诗人的行动口号。他在实践上又作了新旧诗的比较研究，他说：“新诗在表现时代与现实生活方面，容量大，开拓力强，但失之散漫，不耐咀嚼。古典诗歌，精美含蕴，字少而味多。”他还举出自己的几首旧体诗为例，把它们译成新诗，证明了他“老早就有的一个想法：有些境界，用新诗写出来淡而无味，如果出之以旧体，可能成为精品。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所举例的以及其它佳句，真是众口流传，腾喧域中。如写成拖沓的自由诗句，绝不会有此种效果。虽然他这种发现和试验还属浅层次的；新旧诗的写作心态、方法和境界，有同有异，需要深入探究，才能使“相融互补、接轨创新”不致停留在方向性的认识上，而进入实际操作，从而认清途径，获得成果，这还须众多诗人付出很大的努力。臧克家在八十年代，就能锐敏地察觉这一问题，并且开始了试验，实在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先行者。

克家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旧体诗的改革问题。根据他散见于文章、书信中的言论，结合其诗作的实践，他的改革可归纳为以下三点：

一、内容的改革：其一：“如果旧体诗与时代精神脱节，与人民生活无涉”，就“难乎称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旧体诗”；其二：“情不动不写”，“感兴来时，顷刻成篇”，诗必真情充沛。至于形式，可以“无暇顾及”。他提出的纲领性意见就是：“诗要三新：思想新，感情新，语言新”；又倡“三美”：“看来顺眼，听来顺耳，赏来会心”。

二、格律方面的改革思维：他认为“格律是为内容服务的”，声韵、格律，是定型的，应该遵守，但在某种情况（限制思想、感情）下，也可以突破。也就是说，不“以辞害意。”他把当代旧体诗坛分为三派，即典雅派、改革派与新古诗派，就是从遵守、突破和完全不遵守格律这一角度，来作区分的。他自定为改革派，即在情感表现需要时，对固有格律可以稍有突破，“不以平仄自缚而致艺术失真”。